清洁工MM浮出水面:曾出演《赤壁》

网民的力量是强大的，这位清洁工MM的真实资料也被挖掘出来，她就是正在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读管理的大学生：于洋。曾出演吴宇森导演的《赤壁》。  
<赤壁>里于洋的造型真是很漂亮也，等赤壁上映后，我要去找找清洁工MM的镜头。 

发些清洁工MM的照照，大家可以更清晰的看到这位MM 

那于洋为什么会在车展做清洁工呢? 接下来为大家揭秘.

于洋MM语:“前几天我有去车展勤工俭学,本来是和同寝的姐姐去应聘去礼仪,结果我们都被录取了,可她那天生病了,我一个人去的,展台的负责人说哪有一个人做礼仪的啊,我们要两个人一边一个才可以!于是我就被安排做保洁了,保洁其实挺好的,要比礼仪还要轻松些!”

“为什么我的人生总是那么不顺利呢？”

“我本来想勤工俭学做礼仪，结果确做了清洁工。”
“我从小就有个梦想当演员，结果我却学了管理。”

“我不怎么上网,但我还是找到了在网上流传的我的照片，还真挺漂亮的，拍我照片的那个人看来没有什么坏意。我只是做我份内的工作啊。”--于洋

 
----我很平凡,但我很满足!

有人把自己看做是生活的主角;有人把自己看做是生活的配角;有人把自己看做是生活的观众;而不屈服命运的强者,却把自己看做是生活的编导!----属于我的人生观

于洋MM还曾在邓超、范冰冰、李小冉、汤嬿主演的电视剧《人间情缘》里出演过一个角色.

转自： http://qzone.qq.com/blog/31449760-1209797731

我的博客： http://bookqi.blog.sohu.com/

南方新闻网

《南都周刊》记者 石扉客 北京报道 (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网络转载请注明)

在中国，你也许不知道《社会记录》，但或许听说过其主持人阿丘。如同阿丘的嬉笑怒骂代表了一种与主流语态刻意差异化的特质，在《社会记录》开播的短短5年里，其秉持和传承的民间立场及微观叙事，亦使它呈现出一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化色彩。2008年1月31日，这一有不俗收视率表现的另类节目，突被撤消。

一个收视率排在前十名的节目为何要被撤销？

在《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看来，新闻不过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社会记录》的核心竞争力，是能在每一期节目里把“屁大点的事情做出像《焦点访谈》那样的影响力”。展江提出《社会记录》“在媒介这么一个名利场里，成功地为大众争取到了部分话语权”。北师大传播系主任于丹感叹节目“解读的空间大于事实的发布”，这个以铁嘴著称于传媒圈的女教授甚至认为，《社会记录》在“传播一种可传播的思考”。

央视《社会记录》栏目收视率 (时间：2003年6月—2007年11月 单位：每百人) 从新闻频道开播5年来季度考核综合指标数据来看，新闻频道20个左右节目中，《社会记录》几乎每次都在前十名之内。 制图 高爽

李伦决定倾全栏目之力让邱孟煌——这个登上前台说新闻的小品演员外在的差异化特质内化为亲切、睿智的人格特质和电视传播符号，即脸上嬉笑怒骂，心里是非分明。主持人阿丘的名字，迅速蹿红。 CFP

3月份的一天，央视新闻频道编导何萍给北京一家都市报的女记者打了个电话。何在电话里痛斥对方：“你看过《士兵突击》吗，我告诉你，你就是702团里面编团报的那个傻叉宣传干事！”

何是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刚被撤销栏目《社会记录》的编导，她的愤怒不仅是栏目被撤销，而是这家都市报记者在报道中称“《社会记录》被撤销是因为央视每年底对栏目收视率和观众满意度调查的结果”。

“这是一种羞辱。”何表达的是对栏目死得不明不白的愤怒，她不能容忍栏目撤销的原因被这样解释，而她的同事们却是另外一种忧伤——实际上《社会记录》被撤销的消息，早在1月中旬就已悄悄传开。

1月14日这一天，何的一位同事在博客里留下一篇题为“天使折翼”的帖子，说想哭，哭不出来；另一位女编导则留下一首诗：空气漫过了，没有气息，时间经过时，突然停了，这群人很悲伤。一位还没来得及签约的编导则在博客里写道：我家的《士兵突击》很照顾我的感情，一到14集就卡壳……

《士兵突击》第14集是钢七连解散。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社会记录》制片人李伦就强烈推荐大家看这部电视剧。彼时央视刚开始大张旗鼓地清理黑工，相当一批数量的未签约员工被迫以各种方式离开了节目组。大家判断李的用意，是让团队学习这个片子主流价值观创新表达的同时，进一步凝聚工作之上的价值观共识。

三个月后，《社会记录》被宣布撤销。事后回想起来，何萍感叹一语成谶。虽然新闻频道改版的风声早有耳闻，但每一个《社会记录》的人都没能想到，这个开播近五年的栏目，恰和钢七连的结局一样。

意外之死

《社会记录》的第一期节目，开播于5年前的2003年5月1日，其时恰是央视新闻频道试播出的第一天；最后一期节目，播出于2008年春节前的1月31日，也正是新闻频道开播5周年的前夕，这期名为《验房师的故事》的节目甚至连制作完毕的下集都未能播出，栏目就戛然而止。屈指算来，这个日播深度报道栏目，在CCTV新闻频道上播出了1000余期节目，一共存活了1730天。

一位知悉内情的央视内部人士说，按照央视公示的栏目生存规则，每个季度都会有综合指标排名，这个指标包括收视率、专家意见和观众满意度等综合数据，再加上相应的播出时段系数，成为央视考评每个频道节目的决定性依据。进入频道倒数三名范围内的，会被黄牌警告，连续两次获警告，栏目会被拿下。

央视官方也自始至终没有公开宣布过《社会记录》撤下的原因。从记者获得的新闻频道开播5年来季度考核综合指标数据来看，频道20个左右节目中，社会记录几乎每次都在前十名之内。

《社会记录》主持人阿丘在接受上海《新闻午报》采访时，提出了栏目被撤销的一个说法，是因为“时效性不够强，和新闻频道的定位不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社会记录》在新闻频道消失的一个月后，同样是上海的媒体，2月底出版的《新闻记者》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社会记录，真在记录社会》的文章。文章说：“不管是硬新闻还是软新闻，远的像衡阳大火、佘祥林案，近的如肖志军拒绝签字、陕西华南虎照片真假，《社会记录》往往抢在CCTV所有栏目之前甚至在CCTV独家报道。”

作者感叹：“它的LOGO，只是一块小小的拼图。当我面对凤凰卫视和报刊的同行还有非同行观众，亏得这块拼图，减轻了一点点我内心的恐慌。”

这篇文章甚至比较了同属央视新闻评论部的《社会记录》和《焦点访谈》两档节目，觉得“《焦点访谈》是文，《社会记录》是笔。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焦点访谈》韵文居多，有人觉得专事歌颂；《社会记录》是笔记、是小说，编辑、记者和阿丘都有些蒲松龄、纪晓岚的神韵。理想状态，《焦点访谈》监督政府，《社会记录》价值重估。”

文章的作者，是时任《焦点访谈》主编的庄永志。

偶然之生

在何萍的记忆中，《社会记录》的出现纯属偶然。2003年5月1日新闻频道试播，此前一个月，频道整体方案上报到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一位主要领导提出新闻频道应该有一期纪录片节目，《社会记录》由此而生。在央视一个著名的纪录片栏目《生活空间》（《百姓故事》的前身）拍了近10年老百姓的李伦，得以竞聘成为这个新栏目的制片人。

“在央视这棵大树下，成为一个栏目的制片人，就意味着弄了一块地做小地主，有了种什么和怎么种，以及请什么人来种的相对自由。”原南方报业集团记者姚一五，在《社会记录》开播不久后即应李伦之邀北上加盟，多年后如此评价李伦和《社会记录》刚开播时的情形。

39岁的李伦，一头长发，见人先带三分笑，在新闻评论部以做人低调和好脾气著称，以致刚开播的时候，栏目组里新来的实习生们总把这个点头哈腰的制片人误作打杂的司机。但后来，这个精瘦的北京人很快就让大家见识到了他的狠劲。

对李伦来说，2003年的4月是个纷乱繁忙的季节，忙着揽人，找办公室，筹备开播，几个从《百姓故事》出来的老编导和一帮实习生成为这块地的首批长工，何萍也在此时得以进入这个新栏目工作。

《社会记录》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偶然。李伦回忆，开始想过一系列名字， “新记录”、“镜面”，甚至“世说新语”、“世语新说”等等，李伦希望借这些现在看来也还相当另类的名字，表达一种有别于央视常规语境的视角：最后，时任新闻评论部主任的梁建增定下了“《社会记录》”这名字，梁同时给李伦找来的主持人邱孟煌定了一个后来迅速窜红的名字：阿丘。

如同栏目的名称一样，《社会记录》的LOGO，也有过诸多选择。开始试图用一个迷宫图案，最后确定下来的LOGO，是一块“拼图”，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在央视新闻频道屏幕上阿丘背后的淡蓝色布景上。但李至今觉得这个使用了好几年的“拼图”LOGO，还是未能准确传达出这档节目蕴含的意味。

他最满意的，是片头曲音乐，这首曲子至今保存在李的手机里。这首猛一听有点像天气预报音乐的曲子，创作者是演员周迅的音乐制作人曾雨。李记得曾向对方如此描述他想要的音乐标准：要现代、清新，又不要像《新闻联播》那样情绪太强；要有行进感，又不要像《焦点访谈》那样强势……

“我只记得那时我特痛苦，几乎没一个人能清晰理解我的意思。其实到现在我才知道，我那时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但我知道我一定不想要什么。”

包老片的时光

似乎是巧合，《社会记录》最后一期节目和最初一期节目，都是包老片。所谓包老片，是将其他栏目已经播出的节目重新加工播出，这是电视圈内经常出现的应对播出方法，术语叫资源再生，说白了就是废物利用。

《社会记录》的编导们事后回想时开玩笑说，节目虽然和新闻频道同生未共死，和包老片却是共始终。如果说最后一期节目包老片，是当时栏目已确定撤销，无力再组织生产新节目，那么在2003年刚开播时，包老片的节目持续了近半年时间，则和当时的节目播出时段和栏目定位息息相关。

《社会记录》刚开播时的广告词是：“不看不睡”，言下之意是对不起您，我们这个节目实在太晚了，看完了您也就该睡了——时段定在央视新闻频道晚上11点40分播出。毋庸讳言，在收视率和广告价值上，这几乎是个令人绝望的时段。

在那个时候，《社会记录》还只是试播出，随时可能因综合指标不达标而拿下。为了在残酷的节目竞争中求生存，《社会记录》一开始就确立了别具一格的讲故事模式，这一点从此时另一个已近俚俗的节目广告语可见一斑：“你看了吗？你听了吗？百姓民生，我指给你看，凡人小事，我说给听。”

但这种坐吃山空的日子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尽管也间或做过少量原创新闻片，半年后，《生活空间》和《百姓故事》时代的老片已经快包光了。2003年国庆，节目组全体成员在香山开会。和姚一五一样，前《南方周末》记者赵世龙此时也应邀北上，时任《社会记录》编委，香山会议上的激烈争辩给赵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会议后来也被称为是节目组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李伦让竖起一块大黑板，团队里每个人把希望《社会记录》承载的东西，归纳成一个词后写在上面，不断擦掉重复和接近的概念，合并同类项到最后，只剩下当时刚被邀请到栏目工作的作家王开岭提出的良知和审美两个词。而赵世龙则强调社会记录一定要做原创新闻，要把新闻“织细织密”，赵的火爆脾气和大嗓门，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香山会议后，良知和审美这两个词，能否成为这个跌跌撞撞的新栏目的价值观共识，还在争议中，随后的衡阳11•3大火迅速点燃了这群团队的新闻热情。在央视所有栏目组里，《社会记录》最早到达现场，并率先发回一系列专题报道。在收视率和美誉度上，《社会记录》第一次尝到了甜头。

但在随后发生的河南黄勇案和开县井喷事件中，《社会记录》碰到了和兄弟栏目同质化竞争的问题。在大家都能做的新闻中，当日播出时段占尽劣势的《社会记录》如何抢占制高点？《社会记录》的优势是事实传播还是价值探讨？做新闻开掘还是评论梳理？李伦的焦虑使得《社会记录》的脚步陷入了犹疑，赵世龙随后也离开了节目组。姚一五回忆，被一把大火点燃的新闻热情，在随后的开县井喷事故里又迅速泄了气。

恰在这时，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提出了评论空间的问题，这个电视业界声名卓著的大佬，是李伦在《生活空间》做编导时的制片人，也是《社会记录》的分管领导。陈认为《社会记录》还是应该以做新闻为主，以评论为主打的路不好走。李伦回忆，这个老领导的理由很简单，但很准确：既做评论不能只说四平八稳的道理，而在央视这个平台上又必须遵循话语的平衡。

在一年后的新闻频道第一次改版中，另外一个主打评论的节目《央视论坛》停播，似乎坐实了陈虻的隐忧。

2004年春节后，在凯瑞大酒店的一次会议上，焦虑的李伦如此评述新闻频道的诸多节目：《焦点访谈》有其舆论监督的看家宝，《共同关注》有采访部的独家支撑，《每周质量报告》有曝光食品安全的杀手锏，《法治在线》有和警方长期合作的良好资源，那么《社会记录》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阿丘式道路

在电视业界专业人士看来，主持人是电视节目的符号，也是节目价值观的承载者。姚一五觉得，社会记录主持人阿丘这张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解构CCTV的作用。

而根据李伦的描述，当初对这个栏目主持人的设想，其实是想找一女孩，在演播室里能率性地哭，敢咯咯地笑，在找阿丘前，他曾找过无数人来试镜，包括现在的《新闻调查》记者柴静，甚至想过电影演员陶虹——那时李伦刚看完她主演的《空镜子》。

最后，这个广西南宁的小品演员邱孟煌来了。试录节目是在中华世纪坛下面的新闻频道演播室，何萍的同事陶华当时在现场，听到陈虻边看边点头，说这个人一定会火起来，理由很简单，这个小个子有观众缘。

但刚试完镜的邱一头汗，李叫住了全无自信的他，说别急着走，留下来试试。陈虻所说的观众缘，李伦理解，是央视语境下一种有别于其他常规栏目的平民语态，而邱孟煌恰好长得很家常甚至有点“歪瓜裂枣”，普通话不那么标准甚至有点南腔北调，姿态不那么义正词严。

这种和央视主流语态刻意差异化的特质，也是为晚上11点40分的播出时段度身打造。李伦决定倾全栏目之力让这个登上前台说新闻的小品演员外在的差异化特质内化为亲切、睿智的人格特质和电视传播符号，即所谓：脸上嬉笑怒骂，心里是非分明。

节目里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是由编导事先写好，反复修改，邱孟煌要做的，是坐在字幕提示机前，听从监控台前编导的指令，根据每期节目的内容，尽好一个演员的本分。这个时年35岁的广西男人邱孟煌，从此成了央视主持人阿丘。

对一个非直播的录制节目而言，很难说这种电视手段的技术化包装在当时有什么后患。假以时日后，事实上也收到了陈虻所预期的观众缘效果。何萍回忆，栏目组里收到了大量写给阿丘的观众来信，多有对这个小个子主持人的机灵睿智和能说会侃的惊叹，“阿丘老师，您太了不起了，每一句话说出来来都是警句啊！”

这种包装的成功也赢得了业内的部分赞许，2006年5月在北大新闻学院召开的《社会记录》开播3周年研讨会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新闻学教授展江甚至以“电视节目主持人里的葛优”来比喻阿丘。阿丘本人则在央视国际的一篇帖子里，感叹自己其实只是一只鼠标，“脊梁上有无数的人来点击和操纵”。

在成功包装出来阿丘这个非主流标志性符号的同时，李伦也为《社会记录》赢得了一个非主流的操作空间。在央视的语境下，一些话放在罗京的嘴里决不能说，但从阿丘的嘴里，以这种稍显另类的方式说出来，既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往往会得到体制的宽容。“领导会想，这是阿丘说的嘛，不要紧，又不是白岩松和罗京。”有人如此戏言。

到了2005年的时候，社会记录在新闻频道的生存已经不是问题，但接下来出现的一个情势是：从选题筛选到方向解读，节目内容都不得不和阿丘这个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栏目符号相匹配，越来越强化其民间立场和微观叙事，呈现出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化色彩。王开岭的一句名言是，“我们就是要饭碗里养金鱼，就是要被窝里孵恐龙”，而姚一五的忧虑则是，这种当初处于生存策略化考虑的阿丘模式，会不会慢慢成为栏目发展和转型的一个瓶颈。

在开播3周年时，《社会记录》在北大新闻学院展播，有学生感叹，仔细看每一期节目的名字，报道佘祥林案的《油菜花开》、天津医疗事故盲童案的《你的眼神》、记录都市人群生活状态的《地铁陌生人》、近似文化寓言片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羊》等等，串起来都像一首诗。与之相比，《新闻调查》的每个片名，都像是一篇社会学调查报告的的论文提纲。

凤凰新媒体评论频道主编彭远文曾在《社会记录》做过两年编导，他形容《社会记录》：用一个字是“偏”，两个字是“边缘”或“异数”，三个字就是“非典型”了。“这些词既没有褒义也没有贬义，放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意义。比如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说，这种偏有时候就不够堂堂正正；从央视这个平台来说，这种偏就显得意识形态味道比较少。” 彭如是表述。

与此同时，被不断强化另类色彩的《社会记录》节目本身，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首播播出时段也逐渐前移，开播一年后就从晚11点40分前移到11点30分，到2005年5月1日新闻频道第一次改版时，大幅前移到晚间10点05分，这意味着《社会记录》已经进入和2年前天壤之别的晚间黄金时段了。

这次调整之突然，让《社会记录》团队一时措手不及。一次编委会上，王开岭甚至表示不希望时段提前，因为在这个黄金时段，以前阿丘可以说的话都不合适说了。 成长中的《社会记录》，开始面临自身的另类色彩和央视语境之间的自洽问题。

“喉舌”的技巧

这其实也是陈虻的隐忧。

陈虻在10年前开创的《生活空间》，通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创造了中国电视业界的一个神话，业界对其口碑是,这个栏目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小人物的历史。李伦承认，《社会记录》的精神气质，部分源于《生活空间》，他希望《社会记录》能秉持和传承这种民间立场和微观叙事的价值取向。一个玩笑是，如果《社会记录》获准可以采访某位高官，采不采？李伦的态度是，不采，理由是：“这样的节目，我妈不爱看。”

陈虻担心，10年前的《生活空间》选择了一条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道路，但不是做新闻，而是通过记录小人物的命运来承载这个使命，《社会记录》未必能复制，因为在新闻频道播出的《社会记录》，做的是以社会事件为主打的社会新闻，而社会事件有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价值方向。姚一五理解，这就是“喉舌”的功能，即便如《南方周末》，做“喉舌”也是需要技巧的。

李伦并不认为他试图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他一直强调《社会记录》是社会的建设者，而《社会记录》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不过就是回归基本的新闻常识。李的朋友，央视法制专题部主任钱蔚也认可李这个看法，在一次研讨会上，她认为回归了常识的《社会记录》是“孤独的胜利”。姚一五理解，钱蔚所说的“孤独”，是指《社会记录》对选题的选择，叙述语境和思维方式的自我。

文化学者摩罗后来评价说，《社会记录》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其实是社会学上的“底边弱”：社会底层、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

2005年，《社会记录》播出了一期反映甘肃发廊女不幸命运的片子《日记》上下集，钱蔚看了为之泪下。参与《日记》拍摄的彭远文回忆，接受采访的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潘绥铭看到节目后又吃惊又兴奋，央视居然会播这样的内容。

尽管《日记》后来受到了批评，但李伦并不承认外界所指称的《社会记录》的边缘和另类，只不过觉得自己是秉持一种区别于常规宣讲模式的叙事立场，而目标是一致的。“你能说黄静之死和佘祥林事件是非主流吗？采撷到新闻事件中的人性闪光点，其实是真善美。”他说。

李伦承认，《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对《社会记录》的定位归纳极为准确，那就是价值重估。事实上《社会记录》很少做《焦点访谈》式的舆论监督，用李伦特意撰写的一段话说，是不断“发现鲜活的社会现象（准状态），通过价值重估，努力为观众提供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可能”。

栏目主编王志安更喜欢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这个价值重估的概念，那就是“《社会记录》试图呈现转型社会的价值观冲突”。检索5年来的节目，这种价值重估的努力，其实是通过讲述故事的叙事语态和纪录片品质的新闻现场影像相嫁接的技术手段，逐渐获得了业内认可。

在《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看来，新闻不过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社会记录》的核心竞争力，是能在每一期节目里把“屁大点的事情做出像《焦点访谈》那样的影响力”。展江提出《社会记录》“在媒介这么一个名利场里，成功地为大众争取到了部分话语权”。北师大传播系主任于丹感叹节目“解读的空间大于事实的发布”，这个以铁嘴著称于传媒圈的女教授甚至认为，《社会记录》在“传播一种可传播的思考”。

这些业内专家的溢美之词，能让人得到几分安慰，但很难消解栏目面临的现实问题。被《社会记录》严密包装出来的阿丘，红起来后，慢慢成为央视系统内的一个共享资源，模糊掉了原先刻意打造的《社会记录》色彩，姚一五所担心的主持人瓶颈问题，迅速显现出来。在北大新闻学院召开的3周年研讨会上，有过民营电视制作公司经验的北大新闻系副教授阿忆对李伦曾谈到，央视让阿丘和娱乐节目主持人毕福剑，和高矮悬殊的张泉灵一起主持节目，实在是个败笔。

另外一个问题是，从2005年开始，伴随着新闻频道第一次改版，舆论环境也慢慢改变，新闻类舆论监督类节目统统上收到《焦点访谈》栏目。原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有句名言：“《焦点访谈》在当下的中国，只能做13分钟。”王志安曾在《南方电视研究》上著文，称梁这句话为准确点出了当下舆论监督节目的时代困境，意即再往下说，就会涉及到当下很难解决的体制问题。

新闻频道的各类新闻专题节目随之马上面临急剧转型。

除了《法治在线》一如既往地打造“央视警务报道”外，一度跃跃欲试做深度报道的《共同关注》转以慈善和公益节目为主，两年前一度引起轰动的《每周质量报告》则从不良产品的曝光台，转向宣扬优秀产品质量的平台。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迹象是，央视的深度报道王牌栏目《新闻调查》，不久后也被从央视一套悄悄转移到新闻频道播出。

彭远文感慨，彼时《社会记录》的处境，是进则被体制所同化，退则被主流所边缘化。对内是台内舆论环境的急剧变化，对外是主持人讲述故事的模式被克隆后，一夜之间各地电视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阿丘。

“精神明亮”的日子

从羊坊店路115号到羊坊店西路9号京门大厦C段637，是一条不到150米长的马蹄形胡同。前者是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后者是《社会记录》的办公室。每期节目，从选题策划到前期采访、后期编辑、审查通过和合成播出，《社会记录》的编导需要在这条马蹄形胡同上奔波无数次。

2006年下半年开始，这条路走得越来越艰难，困境也不单是舆论环境的变化。从这一年开始，央视开始消减节目制作经费，新闻频道诸多栏目纷纷开始转向演播室节目形态。

社会记录每一期的节目制作经费是16000多元，李伦仔细算过一笔账，坚持做深度报道，就必须出差去现场调查，费用和做纯粹的演播室节目完全是两个概念。另一个无法避免的庞大费用支出是毙片损耗，而社会记录的情况是差不多每十期节目就得准备一期无法播出。

李伦的另一个苦衷是人力资源问题。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时长25分钟的日播深度报道节目，每天的单集播出量在新闻频道位居前列，但开播五年间，真正能在采编一线干活，进入央视企聘编制的编辑记者，只有区区9个人，栏目组不得不通过相当数量的编外人员干活，来维持栏目运转。在央视大规模清理黑工前，一个有点讽刺的现实是，社会记录负责招聘这些员工的职员，本身也就是央视语境里的黑工。

即便是如此，身为制片人的李伦，从未想过去对上寻求体制的资源和支持，他自承是一个优秀的主编，但未见得是一个优秀的制片人，兴趣始终是做敬业的生产队长，带领和监督长工们种地。但这个地主事必躬亲，他对每一期片子在质量特别是叙事结构上的苛求，成为每个长工的噩梦。何萍的MSN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叫做“登陆诺曼底”，在她看来，每交完一个片子，基本等于脱掉一层皮。彭远文的一个遭遇是，曾经耗费了近四个月时间反复修改一期片子，他承认这种后期加工阶段的“残酷”，在那个极端时刻，几乎让他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

这种苛求也会引发关于效率的争议。姚一五觉得，李的这种做法，源于他漫长的纪录片拍摄经历，更适合出作品而不是产品，也会损伤新闻产品本身所必须的时效。

何萍的同事刘丽乔，则喜欢用四个字来归纳社会记录的现状：活累钱少。在2007年初央视第二次消减节目制作经费后，《社会记录》的普通编导，平均月薪是5000元左右，如果不能及时交片，则只有靠每月不到2千的底薪干熬。

而熬夜是包括实习生在内的每个编导的基本功，刘丽乔印象最深的社会记录工作经历是，多个女编导都曾累晕倒在办公室。《社会记录》每期片子的素材基本在15盘左右，60分钟一盘带子，刨除主持人阿丘出镜的演播室时间8分钟左右，25分钟节目剩下17分钟左右新闻画面，需要从900分钟素材画面里一帧一帧筛选，这种繁重的纪录片式日播新闻生产方式，让一位后来调到其它栏目的摄像感叹不已，换到新东家后，他每期节目只需拍不到5盘带子就完事了。

而李伦浑然不觉，只要往非线机器前一坐，这个39岁的男人马上神采奕奕，他性格中的理想主义一面，在这个时候完全显露出来。何萍回忆，栏目组最困难的时候，李伦喜欢沿用王开岭的一篇文章，要求大家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为了方便改稿审片，这个有家有室的北京人，五年来一直租住在办公室附近的一居室里。

这个被员工们称为有着一颗“敏感的心灵”的制片人，这种类似“精神生产力”的做法，也会引来编导们背后的抱怨，姚一五则喜欢嘲笑他是另外一个麻原札幌。《社会记录》消失以后，已经调到另外一个节目组的陶华感叹，现在才知道央视记者的滋味，而她的前同事彭远文则感叹，恐怕在央视很难再找到这种清教徒式的运作体制了。

但这种“精神生产力”的作用也不可小视，检索央视国际的节目单，会发现社会记录其实是死于高潮。

在度过2007年7月的清黑工事件后，《社会记录》这一年最为极致的报道，出现在陕西华南虎事件中，《社会记录》创纪录地制作了6期新闻专题片。在随后的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中，也先后制作了4期新闻专题片。对于一期日播深度报道专题栏目来言，这种速度和频率，已经赶上了新闻频道整点新闻的时效。

也恰在半个月后，还沉浸在高度快感上的《社会记录》团队，就听到了栏目被撤销的消息。

风水

《我叫刘跃进》里面有句话，任何悲剧拆解开来，都是一地喜剧。

《社会记录》的最后一次年会，是以一场婚礼结束的。两个社会记录的编导在这场最后的聚会上奉子成婚，本该喜庆的场合还是有人哭出了声，何萍抱着一个老编导赵文忠的孩子给大家敬酒，说这是“钢七连”的下一代。

何萍说，《士兵突击》里的钢七连解散后，连长高成和士兵许三多在内都有了不错的去处，其实社会记录也挺像，社会记录消失的同时，新闻评论部撤销，李伦调任《新闻会客厅》制片人，主编王志安升任新创栏目《新闻一加一》的执行制片人，阿丘转任《共同关注》主持人，其他人大多调入现新闻专题部的其他栏目。

李被这些散居各栏目的旧部们戏称为校长。

从公开的资料看，《社会记录》被撤销的央视内部背景，是开播近五年的央视新闻频道进行调整和改版，同一批被拿下的，还有包括《时空连线》等其他一些栏目。稍显奇怪的是，这次新闻频道调整，央视没再像2003年开播和2005年改版时那样进行大规模推介宣传。

尽管还是有忧伤，在李伦看来，一个电视台裁撤一期节目，不过如一份报纸调整一期版面一样，本身无可厚非。让他得到一些安慰的是，央视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曾在内刊上著文说明了一些情况：“当调整成为大局，某些不尽人意便难以避免。那些早已声名远扬的栏目，离开了。你我内心的难受决非难过二字就能涵盖，由此涉及到的兄弟姐妹们，我向你们鞠躬致谢。”

姚一五感叹，这就是在央视这棵大树底下种地的系统性风险，水稻栽得好好的就让平了种玉米，不定那天就被征收回去盖别墅了。

《社会记录》撤销后，《新闻调查》搬进来了它在羊坊店西路9号的原办公室，5年来，加上《社会记录》，已经先后有三个在这里办公的栏目最后消失了。李伦每次开车经过这条马蹄形胡同，总是忍不住会摇下窗子，看看这个传说中“风水不好”的地方，这个奋斗了1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地方。

上海小吃-蟹壳黄

上海小吃-排骨年糕

■新快报记者 陈志龙 实习生 孙颖

一些好色者借机偷窥，多数女乘客浑然不觉

    夏日炎炎，穿低胸衫、吊带装的女孩子们在乘坐公交车时要当心了，别上演“走光”一幕！近日，有市民刘女士向本报反映，称自己在乘坐公交车时发现车上的监视器竟然直播女士胸部春光。记者采访后发现，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因居高临下拍摄，让不少没有防护的女乘客不慎“走光”，也被一些居心不良者偷窥。

美眉春光乍泄浑然不觉

    刘女士称，前日下午她乘坐54路车，由于恰逢下班高峰期，车上很挤，她上车时已经被堵在前门口，不经意间她看到站在司机旁边的几位男子诡秘地相视而笑，出于好奇心，她靠近了那几名男子，让她吃惊的是，公交车监视器里正好显示一个女孩子“春光乍泄”的镜头。刘女士说，当时那个女孩子正准备下车，站在后门等待下车的台阶上，她穿了一件宽肩圆领的白色T恤，通过显示屏，可以将她的胸部及胸衣尽收眼底。刘女士说自己当时很尴尬：“太恐怖了，车上的摄像头能拍得下走光镜头，但很多女的却像那个女孩子一样，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别人偷窥了个够。”

男乘客有心提醒怕误会

    记者昨日乘坐6路、22路等多路公交车，看到这些公交车上在靠司机方向盘的右上方，都有一个大概长宽在六七厘米的黑白显示屏，在后门上方安装有“电子眼”摄像头。记者了解到，这套设备的作用是：通过摄像头的拍摄，将后门下车的乘客的场景反映到司机旁边的显示屏上，以便司机及时开关后门。一位公交司机介绍，乘客从前门投币上车，从后门下车，有了摄像头，乘客被夹伤或跌倒的情况大大减少。此外，当在显示屏中看到小偷在后门趁拥挤或下车情况乱，对乘客进行行窃时，司机可及时通过报站播音系统提醒车上的乘客。

    但是，摄像头在炎热的夏天也多了一个“功能”——拍女士走光。有公交司机也承认，有些男性会专门站在司机旁边的位置，眼睛不时地盯着显示屏，即使后面有座位也不去坐。在采访中，一些乘客也表示经常看到过显示屏中的“走光”画面。在软件公司工作的朱先生说，有一天坐883路回家，就看到显示屏上有一个在后门侧的女孩子走光，“我和站在司机后面的几个男的都看到了，很尴尬，想提醒下那个女孩子吧，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怕被误会。”

受访女乘客大多无防护

    “你是否知道公交车上装有摄像头？”“是否知道摄像头有可能拍到女士‘走光’？”带着这两个问题，记者在岗顶公交站随机采访了15位正在候车的女乘客。在这15人中，有十人表示知道公交车上有摄像头，但是很少会在下车时注意自己的衣着。多数女士认为，车上的摄像头是给司机看后门下客的情况的，从来没意识到这个还会让女士“走光”。只有一人表示在下车时会有意识地往后拉紧衣服或者捂着胸口位置。

市民支招 调整摄像头角度 穿着勿过于暴露

    在采访中，很多女乘客在得知公交上的摄像头有可能拍到“走光”镜头时，都表示以后一定会注意，并且纷纷支招防止摄像头拍到“走光”镜头。

    有乘客建议，能否把摄像头的角度调整，比如说调成平角，把摄像头装在下车门的对面，跟乘客脸部平行，这样可以免去女士被摄像头居高临下拍到“走光”的尴尬。乘客王小姐认为，应在公交的后门醒目位置贴出“本车后门处安装有摄像头，请乘客们注意”等类似的提示标语。

    乘客朱小姐提出，坐公交时尽量不要穿太暴露的衣服，如果穿了，就避免往后门那里走，尤其是不要站在靠后门的那层台阶上，下车时应有意识地往后拉紧衣服，或者用包或其它东西自然地挡着胸口位置。

公交公司 摄像头难调角度 乘客可换换位置

    针对一些乘客提出的能否把摄像头角度调整成平行的问题，公交公司表示：难以实现。目前广州公交车绝大多数都是无人售票，乘客从前门投币上车，从后门下车。如果摄像头调成平行，就难以反映后门的准确情况，起不到监控作用，且从安装位置来说，也不好操作。只能提醒女性乘客自己注意，如果穿着较暴露，可以注意自己站的位置和角度，避开摄像头的居高临下直接拍摄。

1946年，华明之与沈安娜在重庆。

[编者按] 在艰难卓绝的战争年代，既有无数共产党员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也有无数共产党员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后者就是被人们称为“铁心虎胆”的红色情报战士。我们熟悉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潘汉年……在党的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转折关头，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中国革命不但要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党的历史也可能改写……

“一纸能抵百万兵”，他们的功绩固然彪炳千秋，但是他们中更多的人却长期地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这也包括我们可能至今还不知道曾在蒋介石身边长期担任机要秘书的传奇老人沈安娜。

1935年1月，20岁的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此前，她曾专修速记，很快就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

当时的沈安娜并没有想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这一次安排，只是自己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里15年地下情报生涯的开始，去延安甩手干革命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去武汉找党

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没过几个月，一个叫华明之的小伙子也依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来到了杭州，在浙赣铁路局谋了份差事，就近协助和指导沈安娜的工作。1935年秋，他们结为夫妻。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不久就扩展到沪、杭一带，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进入1938年后，时局更加动荡，下一步该向何处去？经商量，华明之暂留浙赣铁路局，拿工资维持两人生活，沈安娜辞去浙江省政府的工作，去武汉找党。

“去找朱家骅”

武汉城那么大，党在哪里？几天徒劳之后，沈安娜在街头偶遇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在他的引见下，沈安娜走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

“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防止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党有必要搜集国民党的情报，及时了解其******意图和活动，进行针对性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分析说，朱家骅已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沈安娜要利用曾是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

国民党的特别党员

见过周恩来、董必武的第二天，沈安娜就到当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找到了朱家骅，依旧按习惯称朱家骅为“主席”。

“容易、容易，中央党部正需要速记。”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朱家骅不仅答应安排工作，还为了解决沈安娜的国民党员身份，当即嘱咐秘书为沈安娜办理“特别入党”(即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介绍人，手续比走正常途径快很多)，并亲任沈安娜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38年8月，武汉已是风雨飘摇，国民党机关开始陆续撤往重庆。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华明之两人也离开武汉，来到重庆，并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报到。

到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就通知沈安娜，“特别入党”的党证已经批下，安排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

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沈安娜获得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由丈夫华明之送出，直抵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手中。来自国民党高层的许多绝密情报，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了然于胸，避免了工作的被动，进行了针对性的斗争。

和组织失散三年

百般小心谨慎，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从未出现差错，然而，意外事件还是发生了。

1942年，沈安娜和华明之的直接领导徐仲航被捕，和组织的联系断了。失去了组织的指引，有重要情报送不出去，沈安娜和华明之如坐针毡。

回想起周恩来所说“争取长期埋伏，耐心等待”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决定保持冷静，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来。1945年10月的一天，吴克坚代表南方局来重接关系，和组织失散三年的沈安娜与华明之喜极而泣。

解放战争时期，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战略情报，从未暴露。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和丈夫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记者 谢夷 实习生 张金华/文 红岩革命纪念馆供图